当最高院院长王胜俊上台时，还有很多人在讨论，一个非法律出身的人能否胜任法律这样一种专业性很强科学的职务。能否推进中国司法改革。
我当时就说，一个国家的首席大法官竟然是非法律出身的，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也只能中国才有可能出现。
现在，我们来看结果吧。

 

“人民大众的感觉可以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”。
这就是这位院长同志上任后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句话。
这TMD是什么屁话！

连一个没有专业受过法律教育的人都知道，法律有一种权威性和约束性，法院判案应该依据法律，行政行为也应该依据法律。

我们讲依法行政，依法治国。就是要维护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上性。

人民群众将案件移交法院，就是想让法院做出正确的判决，因为他们确定相信法律，相信法律的公正，法官作出判决是依据法律。

中国的司法史上，世界的司法史上，什么时候出现过“凭感觉”判案的。“感觉”的任意性，会造成多少错案呀。都用感觉了，法律还有个P用。
这是什么法律制度，这是什么司法原则。

 

还能让我怎么说呢，这就是一个骨灰级法盲的言语，就是我们中国首席大法院作出的开天辟地的大事。

 

悲哀，这种人的上任，不仅倒退司法改革，而且会让中国以前的司法改革成果消失殆尽。
在许霆案后又一次让我感到，不仅让我感到，让全国人民感到中国法制的悲哀。

 

曾经有人说，你把中国在法制进程中奇形怪状的案件拿出来编一本集子，绝对能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我看差不多，因为在外国人看来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在中国都能找到。

 

这就是王院长呀，佩服。

近日，许霆案由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两万元。

看到这种判决，个人认为离司法的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原则相距甚远。所以，很少写这样文章的我，也在blog上写一篇相对正统的文章。

个人的观点是，应该判决许霆无罪，而由民事法律中的不当得利解决。

在本案中，许霆从ATM机中取钱的行为是和盗窃行为不同的。按法律规定的盗窃ATM机是指完全的从ATM机中取钱，不涉及自己的资金。而在本案中，许霆在从ATM机中每取出1000元时自己的账户中被扣掉了一元钱。这也就是说，实际他取的目的是为了取自己的钱，而不是为了盗窃，这样，从主观上讲，他就不具有盗窃的目的。同时，ATM机没有按照正常方式出钱，而是出了1000元只扣掉储户一元。这本来就是ATM机自己的错误，而过错并不在于许霆。所以就引起大家争论的一句话：“别人犯的错误，凭什么要由我来承担！”这种有罪推定显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的“无罪推定”原则，是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相违背的。

另外一点，如果说许霆有犯罪的故意，可能适用刑事责任的话，这里只是可能。那就又有悖于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了。我们说，法律设定的目的，是为了教育，而不是为了惩罚。因此，当一种行为，刑事责任也可以解决，民事责任也可以解决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使用民事责任去解决，这才是法律教育原则的体现。

第三，即使认为许霆有罪，我认为，其主观也不是盗窃的故意，而认为是侵占的故意。不能适用盗窃罪。每取一元出来了1000元，那对于许霆拿走剩下那999元，这种故意明显是占有这种财产，是属于侵占的故意，要定罪就应该定侵占罪。刑法中，对于想象竞合犯，应该用从轻的原则，明显，侵占罪的法定刑要比盗窃罪轻，那就应该适用侵占罪，而不用盗窃罪。可以看出这里，公诉机关以盗窃罪起诉，就是想认定此种行为为盗窃金融机构。所以定盗窃罪，因为并没有侵占金融机构这一罪名，并不存在侵占罪的结果加重犯。

第四，对于盗窃金融机构的司法解释是否合适。从现行司法解释看，认定“盗窃金融机构”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最高院把盗窃金融机构解释成为盗窃金融机构的财产，那显然，在这里许霆多拿的是金融机构的财产，那就是盗窃金融机构。但是，这种解释合理吗？金融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它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形式，人员，场所，注册资本等基本条件。而ATM机这样一个满大街的机器，它只是一个机器，解释成为金融机构显然是不合理的。我们只能说，他是金融机构的延伸，并不能和金融机构本身相提并论的。难道，我们要自豪地说，华尔街才有几个金融机构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，金融业这样发达，我们就是有满大街的金融机构吗？如果这样解释，那我们还真的挺自豪，但这不是会被全世界人民笑话吗，呵呵。

另外，从程序上讲，本案结果地做出也是完全不合适的。对于本案最重要的一个物证，ATM机，跟本就没有在法庭上出示，也就更没有经过质证了。按我们的《证据规定》，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判决依据的证据使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作为本在最重要的证据ATM机，压根就不能在本案中用。按照这样的解释，许霆当然是无罪了，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许霆多拿了钱。作为证据链条的这样一个重要缺失，法庭竟然在没有此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有罪判决，真不知道我们的司法公正什么时候能够实现。这不仅让我想起了“辛普森杀妻案”的世纪审判，但让人悲哀的是，这样的案件在中国是不会有了。在本案中，最正确的做法是，在案件发生后，银行应该立即将ATM机封存，作证据保全，在庭上出示，这样才是法律规定的程序。

最后，要说一下此判决结果作出的不规范性。按照完全的法庭认定的“盗窃金融机构”，那么17万的金额明显是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那就应该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，也就是说，第一次判决的无期徒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然而，法院却迫于公众的压力，在第二次判了五年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，作为法官，他头上的依据应该只有法律，作出的判决就是依据法律。而现在的判决却不是依据法律，而是迫于公众的压力，那我不禁要问，我们法律的权威性在哪里，这样的判决，不是对法律的践踏吗。因为那两点减轻处罚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，说社会影响不坏，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案子了还说社会影响不坏；说造成的结果不严重，钱都追不回来了还结果不严重，真不知道这种全国不懂法律的人都能看出的道理，到了法院却还有盲区。我们中国的司法还如何实现公正呀。

因此，此案件，按法律规定，要不就是无罪，要不就是无期。而我倾向于“无罪”，用民法中的“不当得利”要求返还即可。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说的“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”，否则，就是中国法治的悲哀。